梁慧星教授和张红博士提出以上救济路径的基础是，难以在《教育法》中找到原告针对个人侵害存有救济主张的条款。
[46]同注[32]，第182页。从理论上说，行政机关应当将所有的执法资源平等地分配到每一部法律的执行中。
林业方面，地方各级林业种苗行政管理部门与生产经营机构的政企分开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由此，我们可以更为真切地体会到人大的监督职能对行政执法所具有的现实影响以及人大与政府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8]其次，执法检查组更多的任务则是发现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并及时反馈给行政机关。[23]有些报告则侧重于建议行政机关改变执法理念和策略。[37]在另一些领域，执法机构往往难以摆脱来自上级政府的掣肘和干预。
（三）组织配置：督促建立更有效的执法体制法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套结构完善、协调运行的执法体制的支撑。例如，在行政复议工作方面，常委会提出要着力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纯粹西方式的民主路径在宏观政治领域必然会遭遇到中国自身宪政体制与政治架构的严格约束。多元、多渠道的微观民主的推行，有利于将基层民众组织吸收、包容到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事务之中，通过治理技术层面上的信息开放和沟通理性，催生一个个治理细胞(可以是村、社区、乡镇乃至县域)的发育，并在此过程中提升民众的参政能力、地方性自治能力和对国家政治的理性认同程度。从制度层面上讲，也是通过一体多元的民主体制格局和微观民主的实践，消除公民的权利泡沫，使民众真正参与到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之中。在他的理论中，公民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参与具有一系列重要的功能。
它区别于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是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又一个里程碑。
我们可以将这种反应称为体制压制型反应。四、一体多元有助于促成宏观民主与微观民主结合对于大国的治理而言，全国性、战略性事务的应对，无疑需要适度的统治集权。第二，针对冲击体制或者溢出结构的行为，分析行为产生的社会因素和需求，调整甚至变革体制结构，从而将原来溢出体制的行为吸收到新的体制框架之中。比如长沙县开放型政府建设的综合治理改革、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等等。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巨大的地方性差异，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手段尚不足以承担起全部的治理功能，就需要通过多元、多渠道、多形式的民众参与途径，来落实地方性、局部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因为观念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成员与制度的冲突引发了高发的群体性事件。[12]参见梁军锋:《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中央党校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
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利时代公众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吁求，都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兴起。
[3]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0页。[13]而我们对国家和政权合法性的传统表述，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或者说历史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逻辑来展开的，但这两种合法化逻辑都蕴含着合法性解释能力的不足，也缺乏足够的规范性价值基础。
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73页。[8]参见［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55页。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中发生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观念变革、利益格局变革，必然提出体制变革的要求。摘要: 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利益和权利义务的关系组合。在此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存量优化。
微观民主 一、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不同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简单地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和权利观念变迁，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很难有效应对当今公共治理的现实挑战。
统治集权、管理分权的宏观与微观划分，也与我国《宪法》第5条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原则相一致，即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公众参与话语逐渐由边缘走向公共议论舞台的中心。
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这一模式背后所隐藏的、甚至已经显现和激化的矛盾也越来越引人关注。对体制结构进行变革的敏感性和能力，即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注重参与式治理和微观民主的实践个案。托克维尔对美国新英格兰乡镇自治的观察也表明这一框架根源于民主和治理的经验性本质。平稳转型的可靠改革策略，并不在于宏观政治的结构性冒险，而在于微观领域的民主参与和治理机制优化。
通过多元做实一体，以多元之治效，补一体之治道。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现阶段我国的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因此参与式民主不仅仅能起到弥补代议制民主不足这一功能，还被赋予通过参与式民主促进代议制民主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目标期待。
微观民主，因其微观，所以具体，所以生活化，所以既可以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又可以使参与的效果得到民众检验。来源：《法学杂志》2012年第6期 进入专题： 代议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 参与式治理 微观民主 。
多元指包括参与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在内的多种民主形式，解决的是具体权力行使的妥当性问题，具有功能性特征。民主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宏大的政治蓝图，更应是具体的生活方式。
通过在微观治理层面上落实多元的民众参与，可以为大国的宏观治理提供政治和社会环境。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具有良好的政绩。参与式治理本身是一个有序参与的方案。通过不断的参与实践，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不断提升，政治行动能力获得切实发展，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得到增强。
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是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4]因而，不论是从当下的维稳来说，还是从长远的公共治理改进来看，我们都必须考虑体制结构的改进，从传统上管理主义模式的体制模式转向一种包容性的参与式治理模式。
通过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民众直接参与式治理的结合，可以提升微观民主建设的质量，保障多元民主，为宏观民主治理提供制度基础。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样一来，通过程序的合法性也即民主合法性逻辑来解释并强化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将成为一个必然选择。统治集权是相对于管理分权而言的。
